关于《诗经》中的对话问答之体，向来缺乏比较集中的探讨，郭杰在《〈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中做了全面的考察。作者认为通过两个（或两组）人之间彼此对话或相互问答的对唱来抒发情感，是诗歌艺术中最古老的表现方式之一。《诗经》中不仅有许多作品采用了对答之体，而且还有一些直接反映了人们在各种场合相互对答唱和的实际情形，如《郑风·?兮》、《陈风·东门之池》。有些则通篇记述彼此对答的原词，如《郑风·女曰鸡鸣》；也有些作为叙述手段，穿插于诗中，如《郑风·溱洧》。《诗经》对答之体对《楚辞》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而且通过《楚辞》对汉赋、后世诗歌如乐府、诗的创作以深远的影响与启发。
安史之乱被视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它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后滨《安史之乱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对此做了分析。他认为安史之乱及此后的战争环境为唐代制度的发展促生了许多新的因素，并使高宗武则天以来尤其是玄宗时期制度的调整，在新形势下出于战争的特殊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战争所带来的财政供应、人事管理、伪官、礼仪制度的混乱等问题造成行政制度上使职体系的初步形成与巩固，进一步冲击原有尚书系统的职权，使之逐渐闲废。并使中枢体制逐渐发生深刻变化。宰相职权进一步政务化，相权与君权进一步分离，而翰林学士和宦官政治地位上升。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安史之乱及之后的战争环境，在由唐制向宋制的过渡之中，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柯平、海莹《也谈方伯谦翻案问题———兼评郑守正的翻案文章〈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一文（《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认为郑守正的《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是近年方伯谦翻案文章中颇具代表性之作，郑文所提出的“方之冤案已划下了句号”，“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作战”等说法，缺乏根据，纯属无稽之谈。郑文对所据史料不加辨析，且随意增删改窜，无所顾忌，实有悖于学术规范，称不上一篇严肃的学术文章。就现有史料看，尚无充分证据为方伯谦翻案。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1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一文的角度颇为新颖，其基本设想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需要新学制的支持，也需要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该文通过考察清末民初“桐城”、“选学”两大文派和五四新文化人在北大讲台上的消长，描述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文学史”如何在中国学界得到确立，并迅速介入当下的文学创造。将主要着眼点从“个人才华”转为“制度建设”，目的是突出知识生产的复杂性，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
章开沅《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经过多方考证，严厉驳斥了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对当年目睹南京大屠杀且提供大量实证的外籍人士贝德士的诋毁。作者的结论是，这些外籍人士乃是当年日军暴行最忠实的历史见证者，而制造伪证的恰好是当年日本军方控制的新闻机构和现今仍然力图掩盖侵华日军滔天罪行的右翼势力。
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认为，国民党执政以后，县长的选任、资格、待遇、出路、职责等，都较帝政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国家不断向社会基层扩张、渗透，县不再是国家对地方控制和统治的终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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